杨振宁：中国由积弱走上富强不易 应理性对待问题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
新华网：本月初，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到新加坡出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庆祝他85岁生日而举行的国际物理学大会。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杨振宁对记者说：中国从积弱走上富强不易，应该理性对待中国存在的问题。90分钟的专访中，这位充满幸福感的科学家，畅谈中国的现状、两岸统一、中美关系、高等教育、东西方教育方式，文思滔滔。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1日刊载了这篇专访。
回顾中国从积弱走上富强
记者：这次在新加坡，看到这么多老朋友从世界各地来为你庆生，感觉怎样？
杨振宁：我很感谢潘国驹教授(新加坡著名学者)为我安排了这个国际会议，让我看见很多在不同时代跟我非常熟的朋友，给了我机会，让我重新回顾一下我人生的不同章节。最近一两年，我常有“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的感觉。
我出生在1922年，那时候也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困难的时期。正如鲁迅回复给为《新青年》邀稿的钱玄同的信中写道的，意思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里面的人都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你现在去大声叫醒他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痛苦的命运，你觉得这对他们有帮助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悲观，对前途多么没有信心。我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生。记得当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家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者医院去避难。
80多年后，到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人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对于他所关心的民族的命运感到舒泰，是幸运的。
理性对待中国存在的问题
记者：在中国走上幸福之路的过程中，有您的贡献吗？
杨：我不敢说有大贡献，我只是曾经再三说过，我早年的得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今天中国进步很快，这是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的问题多，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人在网上抨击我，说我只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之所以听来是一个贬义词，是因为很多人这样做，是为了要提高自己在当局的地位。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提高我的地位，我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很多人攻击中国，我觉得都说得很有道理，很多建议，也是好的。既然讲这些话的人已经多极了，用不着再增加我了。
我只是觉得很多痛骂中国的人，并没有了解到，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不能抹煞中国高校的贡献
记者：对中国高等教育，你们就经常交锋。
杨：是的。现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我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我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稳定期，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影响力因此就不同了。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我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这些不是只靠每年拨款几亿元、几年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刚才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问我，“北京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哪？”我说，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师太多了。一个系动不动就有200个老师，这都是从前永久聘约造成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现任政府能够立刻解决的。
我对你们(新加坡)教育部长说，看北京的大学，一年的进步很少。如果放宽尺度，看5年、10年，进步就很大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历史包袱，中国需要时间去解决，新加坡历史短，没有太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最关心的课题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盼？
杨：前两天，你们的同事问我85岁了，对世界最关心什么？我说，中美关系是我最关心的课题。我在中国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最关心的课题。
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内，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记者：您游走在中美两国，受东西方教育，怎样看中国、美国文化？
杨：上星期我在香港向年轻人讲话，我推荐他们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的著作《双螺旋》。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为什么美国今天的科技这么成功。整本书的弦外之音是“你不需要绝顶聪明，也不需要有精湛的学问，只要有相当的聪明、肯努力、还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就可以做出很重要的事情来”。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其实是依据了同一个实验室的女同事所做的DNA的X射线晶格衍射图像，可是沃森在书中，不止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这个女同事，还对她极尽嘲讽，塑造她是“老小姐”的恶劣形象。沃森这个人和《双螺旋》这本书都很有争议。
我举沃森的例子，是要说明这样的人对人类绝对有贡献，这个贡献和他的个性很难分开。如果沃森生长在东方儒家社会，肯定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他的成就是美国文化的成就。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哲学、教育体制，对60分至85分能力的孩子是好的，它可以使这样的人变得有用、成才，长大后能朝正规的方向发展。中国这几十年的建设，和这样的系统有密切关系。但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整个系统，对95分以上能力的人特别有利，因为它采取放任的态度。放任对多数人不利，可非常聪明的尖端人才，却需要放任带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
台当局不顾民生丧失前途
记者：您也一向很关心台海问题。
杨：是的。5年前，有记者问我80岁的生日愿望。当时我说，我最希望两岸统一。今天，我已经不再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认为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随着中国国势急速上升，使我相信两岸统一已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事情，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都没有用。
